學術研究

版權制度與新媒體技術之間的裂痕與彌補

發布日期:2011-10-25 閱讀:

  
  來源:中國民商法網


  吳偉光  清華大學法學院  講師


  關鍵詞: 版權法/新媒體技術/網絡/版權侵權


  內容提要: 傳統的版權法制度是屬于新媒體技術之前的法律制度,其特征是制造稀缺、專家法律制度以及國家主權特征明顯。但是新媒體的特征是媒體充裕、消費者多重角色以及作品傳播的無國界化。這使得傳統的版權法制度與新媒體之間產生了明顯的裂痕,這種裂痕的存在導致版權權利人、新媒體與消費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緊張與沖突。目前有三種嘗試來試圖彌補這一裂痕:一是改造新媒體,通過技術手段使新媒體的這三個特征得到消減或者控制;二是修改版權法,使新的版權法適應新媒體環境;三是通過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尤其是廣泛使用法定許可制度來消弱三者之間的沖突。但是,這三種嘗試至今都不是非常成功,因此,如何應對版權法制度與新媒體之間的裂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與觀察。


  如果從第一部現代版權法即英國的《安妮女王法》頒布時算起,(注:1709年英國頒布了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的版權法,《安妮女王法》(Statute of Anne)。)版權(本文中與著作權同義)制度已經有300年的歷史了;在這300年中,版權法制度已經從一個單純的、普通的國內私法制度演變成在國際舞臺上異?;钴S的國際性法律制度,并成為整個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大約有30-40年歷史的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絡技術(本文統稱為“新媒體技術”)卻對這300年歷史的法律制度發起了嚴峻的挑戰。版權制度在新媒體技術環境下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由此所引起兩者之間的嚴重沖突困擾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有學者形象地認為,在新媒體技術環境下,版權制度也許會被蒸發掉或者被消滅。(注:WIPO Worldwide Symposium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一;eneva: WIPO,1993) , WIPO Publication 723 (E).轉引自:Daniel J. Gervais.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Neighouring Rights in Canada: A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B/OL].[2011-02-25].http://aixl. uot-tawa. ca/~dgervais/publications/collective_management. pdf.)新中國的第一部著作權法是在1991年才開始實施的,而為了加入WTO在2001年對著作權法的修改使得我國的版權保護水平迅速達到了發達國家的程度。上個世紀的最后10年也是新媒體技術飛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的10年,可以說,我國的著作權制度在10年之間一步進入了新媒體技術時代而跨越了發達國家幾乎300年的歷史。(注:一般認為,中國歷史上沒有包括版權制度在內的知識產權制度,但是如果認真分析會發現,我國并不是絕對沒有這一制度,而只是存在著與我國經濟政治狀況相應的版權制度。與歐洲國家不同,我國周朝時期便已經建立了與西方國家公元14世紀可以匹敵的商業經濟社會,但是自西漢以降,其經濟模式基本上是國有制,這種模式從政治和經濟上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西方國家的版權制度是基于商品經濟發達的制度。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歷史上盡管沒有西方式的版權制度,但是文學藝術作品仍然異常燦爛,同時這些作品的作者在人格上仍然受到世代的充分尊重;也就是說,他們的經濟權利盡管無法通過市場交易而得到實現,但是其精神權利部分還是被充分肯定和尊重的。(關于我國古代經濟發展歷史,參見:黃家駒.中國經濟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但是,當新媒體技術對版權制度產生嚴重的沖擊時,由于這種歷史經驗和實踐的缺失,我們有時顯得迷茫和缺乏前瞻性,從而在理解和運用版權制度上有時顯得力不從心。(注:2008年上半年北京市各級法院受理的版權案件有1743起,其中網絡版權案件以1304起的總量占了75%,相比2007全年的21.22%大幅上升。在2006年和2005年,這一比重分別為5.47%和5.86%。因此,有法官建議應該修改版權法。(參見:佚名.網絡版權案逐年大增法官建議修訂版權法[EB/OL ] . (2008 -10 -24)[2011-03-01].http://media. ifeng. com/news/newmedia/other/2008 10/1024 4269_844952.shtml.)2009年,各級法院共審結各類民事、刑事、行政知識產權案件36140件,同比上升29.65%。其中,共審結各類知識產權民事案件30509件,同比上升29.73%。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中,審結版權案件15180件,審結專利權案件4524件,審結商標權案件6975件,審結包括虛假廣告等在內的各類不正當競爭案件1287件(資料來源:《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09年)。這些版權案件大多數都是與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絡有關的爭議。)正如凱恩斯所說的:“對思想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必經的開端?!盵1]又如版權學者阿勃拉姆斯(Abrams)所說的:“支撐版權制度的本質和目的的一些前提是構成版權法的成文法和判例的決定因素,如果版權的基本哲學、價值和結構發生了變化,那么我們對于各種版權糾紛的正確解決的理解也可能要變化?!盵2]對版權歷史與經濟作用兩個角度的研究似乎也應該是了解和解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的開端。


  本文基于這樣的目的,對版權制度從歷史與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其基本特征以及與新媒體技術之間存在的裂痕。本文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版權制度有以下方面的特點:第一,其是建立在媒體稀缺的前提下的法律制度;第二,其是一種專家法律制度;第三,其是法域特征明顯的法律制度。但是,新媒體技術使得版權制度的這三個基本特征都發生了動搖,從而嚴重影響了今天對版權制度的理解和實施。


  一、版權制度的經濟基礎—制造稀缺


  版權制度的基本經濟學基礎是將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智力創作成果即作品轉變成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的私有財產(即商品)。通過商品的交易,版權人可以直接或者間接獲得經濟收益,實現對創作者的經濟回報,并以此促進其創造活動,從而增加社會福利。(注:例如TRIPS協議第7條規定:“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權利行使,目的應在于促進技術的革新、技術的轉讓與技術的傳播,以有利于社會及經濟福利的方式去促進技術知識的生產者與使用者互利,并促進權利與義務的平衡?!蔽覈栋鏅喾ā?2010)第1條規定:“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版權,以及與版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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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作為作品的思想表達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會產生所謂的公地悲劇的現象,因此需要國家機構的介入,即通過版權制度將其財產化(propertisation)來解決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問題。(注:解決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問題可以有三種方式:一是資助( gran);二是獎勵(prize);三是財產化(propertisation)。資助又可以分為公共資助和私人資助,公共資助便是政府的資助,通過財政稅收中的分配來資助;私人資助便是私人通過資金支持某些創作活動,例如西歐直到18世紀中葉之前都是以這種方式來資助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的;但是這種資助方式的缺點便是迫使創作者符合資助者的喜好。獎勵與資助比較相似,區別是很多人競爭這一獎勵,獎勵的數額大得足夠抵消創作的成本,獲獎者獲得資助,失敗者失去一切,包括創作的投資,創作的成果都屬于公眾。(參見:DennisW. K. Khong. The Historical Law and Economics of the First CopyrightAct[J]. Erasmus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 2, No. 1,2006:35-69.))但是,實際上由于用于作品復制與傳播的媒體的稀缺,作品供給必然是稀缺的,因此在消費者層面上不會產生公地悲劇問題,作品可以以商品的方式向公眾提供。版權制度的產生與其說是為了解決作品提供的公地悲劇問題,不如說是作為主要媒體提供者的出版商們獲得更多利益的制度。這也是與《安妮女王法》產生的歷史背景相一致的。


  版權制度的產生和發展與媒介技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知道,現代版權制度的產生是伴隨著現代印刷技術的出現而出現的。(注:著名版權法學者戈斯汀認為,版權一開始就是技術之子。在印刷機之前,并無任何版權保護的必要。但是,活字印刷使得人人都能接觸文字,并且隨著一些王室、貴族或者富人的贊助偏好被大眾消費者越來越集中的需求所取代,就有必要采用一套法律機制,對作者、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作出商業性調整。答案就是版權。(參見:保羅·戈斯?。鏅嘀馈獜墓诺潜さ綌底贮c播機[M].金海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2.))市場資本控制承載版權作品的媒體是版權制度制造稀缺的最終推動力。媒介與印刷技術的落后導致的媒介過度稀缺尤其是相對于作品更為稀缺時,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沒有人會用更為稀缺的媒介來復制和傳播他人的作品,因為市場的回報無法滿足為了獲得和維持這種稀缺的媒介所付出的代價。在這個時期,整個作品中媒介成本占據著決定地位,作品創作者無法在圖書定價和獲得回報中有任何話語權。(注:學者皮特·于研究發現,即使在古登堡印刷機發明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抄寫員還存在了幾十年,因為在印刷技術的初期,完全復制一本書相對于抄寫員的抄寫還是非常昂貴的。例如,在1483年,雇傭抄寫員復制一本柏拉圖的《對話錄》的成本只是印刷成本的1/3。(參見:Peter K. Yu. Of Monks, Medieval Scribes, and Middlemen[J]. 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 Vol. 2006, 2006: 1-30.))在前版權時代,除了技術落后導致媒介不足的原因之外,由于政治或者宗教等原因而導致的媒介過于集中而無法通過市場獲得時,作者便無法實現作品的市場交易,這時也不會有現代意義上的版權制度誕生。例如,在羅馬帝國時代,其商業社會已經很發達,有關財產保護的法律制度也比較健全,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還是沒有現代版權制度的痕跡。(注:學者皮特·于研究認為,在西方現代印刷機被發明之前,圖書主要是通過僧侶作為抄寫員來進行復制的,這些僧侶至少是為了獲得知識和凈化靈魂的目的;但是在羅馬時代,已經有版權理念的出現,盡管沒有版權法制度存在,因為有證據表明已經有作者通過銷售其作品而獲得回報,如西塞羅(Cicero)。但是,在公元4世紀之后,羅馬的圖書市場開始崩潰,部分原因是因為宗教勢力的強大,要求人們只閱讀宗教書籍,使得圖書的需求大量減少。(參見:Pe-ter K. Yu. Of Monks, Medieval Scribes, and Middlemen[ J]. MichiganState Law Review, Vol. 2006.2006: 1-30.))如有學者所描述的,在這個時代的第一個千年開始的時候,羅馬帝國有繁榮的圖書貿易。在作坊里,文字奴隸們將文字謄錄到紙莎草紙上,并且進行校對和改正;其他的奴隸則將這些紙張裝訂成卷軸或者圖書并通過書商在羅馬或者地中海地區銷售。在羅馬時代,法律理念已經相當先進,因此不應該有大的理論障礙來阻止羅馬人制定出版權制度式的制度來保護出版者在將作品向圖書市場轉化過程中的投資回報。之所以沒有這樣的制度,是因為盜版者要像其他出版者一樣購買和維持昂貴的有技能的奴隸對圖書進行復制,由于不存在低成本和高回報的市場,盜版得不到激勵[3]。在公元3世紀中葉之前,書籍的世界已經成為羅馬文明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寫作已經被休閑階級牢牢地占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和詩人像現在的一些人那樣靠銷售作品謀生和掙得版稅,因為那個時候文學上報酬的主要形式還是贊助體系[4]。


  工業化印刷技術的出現是現代版權制度誕生和發展的基礎。有學者指出:在18世紀,藝匠們總是為富人制作家具和物件,在這些物品上附上自己的風格和手藝。從19世紀開始,工業化過程不斷通過大生產的方式將這些物品包括其他新物品大批量地提供給公眾。這使得出現了純藝術品和實用藝術品之分,以及對其給予版權還是專利保護的不同立法例[3](P209)。如學者貝蒂格(Bettig)所觀察到的,雖然英國法律保護出版業行會成員的經濟權利,但沒有什么條文保護作者對于自己作品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既然只有拿到許可證的印刷商和書商才能合法地復制,作者在出版自己作品的時候,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處于一種劣勢。結果是,文學商品化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效益都流向了印刷商、出版商和銷售商,而不是作者本人。當印刷商和出版商對古典和中世紀時代的公共作品題材占用得差不多的時候,他們開始尋找新的“原創”作品來使印刷廠運作以滿足擴大的閱讀人群的需要,這個時候版權的重要性才開始顯現[4](P18)。


  相對于圖書,廣播形式的媒介似乎屬于充裕媒介,因為公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免費收聽廣播或者接收電視節目。但是,實際上廣播媒介仍然屬于稀缺媒介,因為無線電波的頻譜是有限和稀缺的,只有有限的組織或者個人才有可能獲得使用某些頻譜的權利,這意味著公眾只能接收這些有限的廣播內容,其內容、播放時間和接收地域都是有限的;與圖書的唯一區別是公眾一般不需要支付費用便可以接收內容,這是因為廣播組織將接收公眾作為商品賣給了廣告商,從廣告商那里獲得了經濟回報。在圖書領域,有時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例如,電話簿中的黃頁廣告使得電話簿可以免費分發。這種不具有排他性的廣播電視媒介獲得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廣告商的支持,用有些學者的話說,在這種系統下,聽眾被商品化了,聽眾的時間和注意力是廣播的私有財產。廣播電視工作組織因為擁有傳播的手段和持有政府分配的頻率許可證而把聽眾商品化。然后,這些組織購買版權再傳播出去,以創造一個聽眾群賣給廣告商[4](P78 -79)。


  由于廣播媒介的頻率是具有排他性的稀缺資源,廣播組織也可以像傳統的出版商那樣,通過技術手段限制消費者獲得特定頻率上的內容,從而實現公共物品的私有化。編碼和解碼技術經常被使用于付費有線電視和其他訂閱系統中,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實現每一個單獨節目的付費點播服務,并通過法律手段來嚴懲對這種稀缺性進行破壞的行為。例如在美國,1984年的《有線電視政策法》規定,一個故意盜用有線電視信號的人可以被罰款最多1000美元或者監禁達6個月,任何盜用有線電視服務以作商業用途的人可以被罰款高達50000美元或者監禁長達2年。(注:《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59條也有這樣的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有下列擾亂電信市場秩序的行為:……(二)盜接他人電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使用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施或者碼號?!保?/p>


  例如,對于美國著名的Betamax案,有學者指出,如同有線電視的案例一樣,公共使用者在本案處理中也參與甚少。同其他每個新誕生的傳播技術一樣,錄像機的推行者用近乎烏托邦式的言語盛贊它。但錄像機并沒有顯著擴展民主式的傳播形式,反而如同其它傳播科技的先行者一樣,淪落為資本加強媒介控制的工具。(注:Betamax案是指1984年美國最高法院的SONY CORP. OFAMER.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464 U. S. 417.(參見:羅納德·V·貝蒂格.版權文化知識產權的政治經濟學[M].沈國麟,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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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公共物品問題可以通過媒介的稀缺來糾正。由于媒體本身的稀缺性,這些媒體所承載的內容自然可以成為商品而在市場上有價銷售;版權制度只是在這種稀缺的商品中再進行一次利益的劃分,而其本身并不是制造稀缺的主要制度和保障。這也印證了我們將要討論的版權制度是一種專家制度而不是大眾法律制度的理由,因為消費者始終在購買商品或者服務,而這種商品或者服務中的版權法問題與他們沒有直接關系。


  版權制度只是使得版權人能夠在這一價值交換過程中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對消費者來說,除了價格可能增加以外,其他沒有本質影響。這可以從兩個歷史事件再次得到證明:一是作為現代版權法誕生地的英國,其版權制度的產生并不是為了使版權人可以通過版權向消費者征收版稅,而是印刷商為了排擠競爭獲得壟斷利益的需要;即使沒有版權制度,英國的消費者也不可能從書商那里獲得免費的圖書,但是卻有可能因為競爭的關系而獲得便宜的圖書。另一個事例是我國從建國到1991年《著作權法》實施之前的40余年的時間里,盡管沒有版權法制度存在,但是圖書并不因此可以免費獲得。


  由于媒體本身的稀缺,也使得版權制度通過制造稀缺從而產生的沉沒成本也得到了較好的掩飾或者辯護。但是對作品的財產化從而實現激勵創作的制度缺陷之一便是其沉沒成本問題。由于通過財產化使得權利人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從而只有支付其訂價的消費者才能獲得這一作品,而其他公眾被排除在外;但是信息本身由于天生的非排他性,其使用的邊際成本是零。這意味著向公眾提供信息內容不增加提供者的成本,但是財產化的作品卻使得一部分公眾無法獲得其內容,這實際上造成了公眾福利的損失[5],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版權制度增加社會福利的功利主義目標相矛盾的。盡管版權制度將作品財產化存在這一缺陷,由于媒體本身的稀缺性和排他性,使得這一缺陷并沒有實際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即使沒有版權制度,承載在媒體上的作品本身也具有排他性,從而使作品成為商品,版權制度從理論上會因為增加該商品的成本從而提高價格,而將一部分公眾排除在獲得作品的范圍之外,但是這畢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因為版稅成本在圖書價格中所占比例一般不超過10% 。(注:在我國,作者與出版社所簽訂的圖書出版合同中,作者的版稅一般是圖書價格的10%左右。在美國,學者費舍爾觀察分析認為,一張歌曲CD的銷售價格為18美元,而其中只有4%付給了音樂版權人、12%付給了表演者,而這12%還是高估的,實際上很少有人能得到這樣高的比例;而其他大部分則被唱片公司的管理成本和收益、市場推廣費用以及唱片復制費用等所瓜分。(參見:威廉·w,費舍爾說話算數[M].李旭,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8 -9.))


  但是,當新媒體技術使得媒體本身變得充裕之后,其已經幾乎沒有了排他性,版權制度成為創造稀缺性的唯一手段而顯現出來,其本身由于將不具有排他性的作品財產化所帶來的沉沒成本的負面效應便非常的明顯了,這也使得版權制度在新媒體技術環境下被推到了飽受質疑的前列。


  二、版權制度的法律特征—專家法律


  版權制度的另一個特征是專家法律制度,換句話說,版權制度不是一般公眾經常接觸或者需要詳細掌握的法律制度。專家法律制度不僅僅限于版權法,稅法也是一種專家法律。盡管我們絕大多數人都要承擔納稅的義務,但是稅法通過制度設計實際上并不特別需要每個公民都知道詳細和復雜的稅收制度和程序,而是通過稅收代繳制度和專家服務來實現征稅的目的。


  版權制度是一種專家法律制度意味著要求廣大公眾消費者詳細了解和掌握版權制度是不現實的,也是不應該的。這要求相關立法和司法部門避免要求廣大公眾直接承擔版權義務和責任的后果,否則可能會造成眾多公眾不可避免的違法現象的出現。同時,相關部門希望通過對廣大公眾的版權制度教育來提升其版權法律意識和知識從而實現對版權的主動尊重和對法律的主動遵守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可能是事倍功半的措施。(注:廣州將知識產權內容納入青少年法制教育必修科目,云浮市于2003年下半年在全省率先成立學校知識產權教育指導委員會,將知識產權教育列入中小學選修課計劃,規定中學不少于30節課,小學不少于10節課。(參見:賀林平.廣東知識產權教育從小學抓起[EB/OL].(2005-11-30) [2011-02-08]. http://www.peo-ple. com.cn/GB/papet49/16284/1437875.htm1;常城.知識產權教育要從娃娃抓起[EB/OL].[ 2011-02-20 ].http://www2.mj.org.cn/mjzt/20051h/detail. asp? EssayID = 1464&subid = 50))版權的專家法律制度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從歷史上看,版權制度的產生主要是出版商為了維護自身壟斷利益的需要;這一法律制度與其說是作者的權利制度還不如說是為了出版商利益的制度;這意味著版權制度從制定之初便是以大出版商為權利行使主體的制度,而不是作者這些個人的法律制度。英國的《安妮女王法》的出臺,是因為當時英國的出版商協會從王室得到的壟斷權行將終結,而這些出版商們希望能夠繼續持有這些壟斷利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出版商便游說議會以保護作者利益的名義通過一部版權法,賦予作者以版權,然后再勸服作者將版權許可給這些出版商,這樣就實現了對作品印刷的繼續壟斷。當這種壟斷利益因為版權期限的屆滿要終止時,出版商又希望拋開版權制度的約束而尋求普通法的支持,堅稱版權利益是一種普通法上的利益,與其他有形財產沒有區別,因而不應該有期限限制。(注:參見下列案例:Millar v. Taylor (1769) 4 Burr. 2303, 98ER 201;Donaldson v Beckett, 2 Brown’s Parl. Cases 129, 1 Eng.Rep. 837; 4 Burr. 2408, 98 Eng. Rep. 257(1774);17 Cobbett’SPart. Hist. 953(1813) ;Wheaton v. Peters, 33 U. S.)盡管這一訴求最終沒有成功,但我們可以看出,版權制度在誕生之初以及以后的重要時間里都不是簡單地保護作者利益的法律制度,而是出版商這樣的專業機構實現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這不可避免地使版權制度成了專業法律制度。正如加拿大著名知識產權學者杰維斯(Gervais)所說的,版權是一個專業性權利(professional right):是一個專業機構對抗另一個專業機構的權利。實際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版權都是針對專業機構的,或者合法的機構,如廣播組織、有限公司或者發行商,或者非法機構,如盜版的磁帶或者以后的唱片的制作者和發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專業機構都是對內容本身沒有利益關系的中間商(即他們可以銷售鞋子或者非法的藥品而不是音樂或者電影)[6]。版權法的這種專家法律特征還可以從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關系看出。著名美國版權法學者布萊耶(Breyer)指出了版權法制度的這一特征:版權法上的保護不是給作者的,而是給出版商的,其來自于作者通常所賦予出版商的獨家授權。在歷史上,是出版商領導了有關版權立法的斗爭,這使得他們可以獲得排他權利[7]。上面的所有現象都如傳播政治經濟學家們已經證明了的,主要媒體公司和他們的主要資產、版權,被資產階級所擁有和控制[4](P47)。對于這些富裕的個人和家庭來說,媒體公司和知識產權投資只不過是另一個擴張資本的途徑……那些超級富人對待文化的態度是:文化只不過是另外一個投資點,“音樂就像房地產,只不過你不用每兩年把它粉刷一遍?!盵4](P50-51)


  英國著名版權法學者柯尼斯(Cornish)也有這樣的論斷:為了應對使用者,作者和他們的產業者們在一個戰壕里共同進行市場上的戰斗,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消滅盜版者和搭便車的人,從而從被許可方獲得利益。但是,作者長期以來都怨恨出版商,因為后者以作者的名義行使版權但是卻攫取了大部分利益。這一情形從一開始的《安妮女王法》就是這樣,并且將一直是這樣,直到新媒體技術確實能夠將創作者轉變成他們自己作品的制造者和發行者[8]。


  第二,從制度本身來看,版權制度不可避免地成為專家制度。版權制度是最復雜的法律制度之一,如有關版權制度的國際公約或者條約就有若干個,其中包括《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TRIPS 、《羅馬公約》、《唱片公約》, TRIPS協議以及WCT和WPPT等。這些國際公約或者條約有些又有不同的版本,如《伯爾尼公約》自1886年達成至今已經修訂過九次,最后一次在1979年。這些條約或者公約之間有時又互相交叉,例如TRIPS協議對《伯爾尼公約》主要條款的移植以及對其的反向影響等。國際層面的這種復雜性顯然會直接體現到各個成員或者成員國的立法中。例如,我國在1990年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版權法》,1992年為了加入《伯爾尼公約》而頒布了《實施國際版權條約的規定》,對《版權法》中的相應條款進行了修改和增加;2001年,為了加入WTO的需要而對《版權法》又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訂;2010年,為了滿足WTO中中美有關知識產權爭端的裁決,對《版權法》的個別條款再次進行了增刪。版權制度本身的復雜性還可以從其文本上直接體現出來,例如,我國《版權法》中的權利人便有版權人和鄰接權人,版權人有十余項權利,對于不同的作品會有不同的權利組成;而且,不同的權利期限的起算點以及對權利的限制與例外都會不同。例如,所謂的權利用盡原則主要適用于發行權;而對于攝影作品的版權起算點就是作品完成之日而不是作者終生。對此特征,一個半世紀以前,美國的斯托里(Joseph Story)大法官曾經如此評價:“相比其他各類在法庭上爭論的案件,版權更加接近于所謂的法律的形而上學,其特征是,至少看起來可能是如此的微妙與精巧,并且有時幾乎是轉瞬即逝的?!?[9]版權制度是非常復雜的法律制度,一般公眾很難理解與掌握,但是對于專業組織機構來說,因為有足夠的資金和專業人員,所以其復雜性并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由于版權制度的這種復雜性,在歷史上個人幾乎很少成為這一制度中權利或者義務的直接行使者或者承擔者。一個事實是:在美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幾乎沒有針對個人的版權侵權訴訟出現。(注:美國學者蒂姆·吳是這樣認為的。但嚴格意義上講,之前有這樣的案例出現,即Betamax案,該案中的一個個人被告便是利用被告索尼公司銷售的機器進行私人復制的個人,但是這個被告是原告雇傭來的,并且承諾不要其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從這一點講,Betamax案確實不是真正針對個人復制的訴訟,因為該案的主要目標是產品制造商。(參見:Tim Wu. When Code Isn,t Law [ J ] .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89, 2003:135.))新媒體技術的出現和廣泛應用,使得從20世紀末開始到21世紀伊始,針對公眾個人的版權訴訟開始不斷出現并且已經達到大規模訴訟程度。例如在2003年,作為版權人組織的美國錄音產業協會(RIAA)針對兒童、父母和祖父母發起了幾千起訴訟,被告無一幸免。RIAA希望法院能夠幫助其完成通過市場、勸說和游說都無法完成的目標,即停止文件的分享。(注:Raymond Shih Ray Ku. Copyright, the Constitution&Pro-gress, Case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04-8,http ; // ssm.corn/abstract = 556642 or doi: 10. 2139/ssm. 556642.)當這一專家法律制度需要廣大消費者來理解和實施時,這合適嗎?


  三、版權制度的政治特征—法域特征明顯的法律制度


  版權法制度有很強的國家主權特征,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版權制度往往與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有很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反映出不同國家的版權制度會有很大差別,如版權制度中兩大思想文化的分歧。自然權利主義關注的是作者個人的權利,認為“創造智力作品的所有人類都應有保護他們的精神和經濟利益以及包括對他們作品的所有形式的使用的特別權利?!边@一主張可以分解成兩個部分--人格權利部分和經濟回報部分,分別對應著作者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自然權利的主張是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思想的產物,根據自然權利哲學,作者的權利不是由法律產生的,而是存在于人類的法律意識、觀念之中。自然權利主張主要表現在以法國和德國版權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之中。盡管美國版權法主要是功利主義原則,但是在法院和學者對版權制度的基本功能進行分析時,自然權利的主張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10]。


  以歐洲大陸國家為核心達成的《伯爾尼公約》自然反應出這種思想。其前言中表明了公約的目的:“本同盟各成員國,共同受到盡可能有效、盡可能一致地保護作者對其文學和藝術作品所享權利的愿望的鼓舞,承認1967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修訂會議工作的重要性,決定修訂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的公約文本但不更動該公約文本第1至20條和第22至26條。下列簽字的全權代表經交驗全權證書認為妥善后,茲協議如下:……”(注:《伯爾尼公約》前言。)功利主義認為,版權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鼓勵新作品的創作和向社會傳播來促進社會公眾利益。根據功利主義思想,版權制度的目的是盡可能給更多的人帶來益處,即“為最大多數人提供最大的益處”。功利主義主要是基于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即人類的活動是盡可能地逃避痛苦并盡可能地尋求快樂。因此,政府的主要功能便是遵循這種“快樂一痛苦規則”,為盡可能最大多數的人提供盡可能最大的快樂。一般認為,美國版權法是這種功利主義思想的代表,并且《美國憲法》明確地表示了這樣的主張,即版權立法是為了“促進科學和有用藝術的進步”。(注:《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專有權的保障?!保┮虼?,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樣目的,鼓勵和保護個體作者是實現公共福利的最好途徑,在美國版權法中對作者的回報是第二層被考慮的價值[10](P7-8)。


  第二,版權制度與維護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有密切關系,這種密切關系在版權制度上也反映出其法域性。例如在19世紀,西方世界文學藝術的中心在歐洲,尤其是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今天大力推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美國在當時則表現出明顯的本國主義特征,其1790年的第一部版權法明確規定:對于非屬于合眾國公民的任何人所寫作、印刷或者出版的任何地圖、圖表、書籍的進口或者銷售,在美國重印或者出版[9](P151)。這實際上是授予了本國出版商免費進口和發行歐洲國家的作品的權利,因為美國在那個時代是歐洲文學藝術作品的主要進口國和消費國。在之后的幾十年里,美國由于受到本國印刷商和裝訂商的壓力,一直沒有加入《伯爾尼公約》,直到1989年3月才加入。從美國加入《伯爾尼公約》的過程也可以看出,決定版權保護的因素與其說是為了促進創作還不如說是資本的選擇。在1976年美國版權法修改從而簡化了登記程序之后,阻礙美國加入《伯爾尼公約》的唯一障礙是所謂的“生產條款”(17 U. S. C. Section 601)。根據該條款,作品要想在美國得到版權保護,必須在美國或者加拿大首先出版,這一條款的受益者顯然是印刷產業。因此,美國能夠加入《伯爾尼公約》從而廢除這一條款,是因為版權產業經過很長時間戰勝了印刷產業,這也表明美國版權產業的勢力已經超過了印刷產業[4](P209-210)。另一個例子來自于美國電影產業,美國電影產業一直以來就因為精神權利條款而反對美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因為他們擔心這些條款將妨礙電影娛樂生產公司的正常業務,阻礙其向作者購買電影劇本且保留任何修改劇本的權利等。但是,其背后的經濟原因是:當電影主要以35毫米和16毫米發行的時候,由于可以對其進行嚴格的控制并對其使用進行簽約管理,他們并沒有因為美國不是《伯爾尼公約》成員國而遭受損失。如美國電影協會副主席沃爾特曼(Norman Al-terman)所說的,衛星、有線電視、錄像等新科技使美國現在有必要加入該公約了[4](P210-211)


  版權制度的國家主權性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本無可厚非,但是在今天由于作為信息的作品流動的無國界化,這一特征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注釋:


  [1]巴里·克拉克.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M].2版.王詢,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25.


  [2] Howard B. Abrams. The Historic Foundation of A-merican Copyright Law:Exploding the Myth of Common LawCopyright[J].Wayne Law Review,Vol. 29,No. 3,1983:1120.


  [3]Paul Edward Geller. Copyright History and the Fu-ture : What’s Culture Got to Do With It[J].Journal of the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 Vol. 47,2000:209


  [4]羅納德·V·貝蒂格.版權文化—知識產權的政治經濟學[M].沈國麟,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12.


  [5] Dennis W. K. Khong. The Historical Law and Eco-nomics of the First Copyright Act[ J].Erasmus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 2,No. 1,2006:35-69.


  [6] Daniel J. Gervais. The Purpose of Copyright Law inCanada[J].University of Ottawa Law&Technology Journal,Vol. 2,No. 2,2006:315-356.


  [7] 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 AStudy of Copyright in Books, Photocopies, and Computer Pro-grams[J].Harvard Law Review, Vol. 84,No. 2,1970:292.


  [8] William R. Cornish. The Author as Risk-Sharer[J].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the Arts, Vol. 26,No. 1,2003:2.


  [9]保羅·戈斯?。鏅嘀馈獜墓诺潜さ綌底贮c播機[M].金海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


  [10] Lucie M. C. R. Guibault. Copyright Limitationsand Contracts-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ctual Overridabilityof Limitations on Copyright[M].The Netherlands: KluwerLaw International, 200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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